47歲的成都“開鎖大王”劉至祥最近捅了馬蜂窩，近日，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披露了成都開鎖行業的混亂現況。據劉至祥介紹，許多成都小偷都可以從開鎖培訓機構那里，輕而易舉地學到了開鎖技術，甚至沒有任何備案管理措施。在筆者印象中，有業內人士站出來實名曝光開鎖業內幕，十分罕見。
其實，開鎖業所存在的問題，并不新鮮但也往往被人們所忽略，而面對這一問題，人們往往也將罪魁禍首歸結于社會道德淪喪、政府執法不力等等。但筆者通過調查發現，這些都過于片面。就像成都交通擁堵，你不能僅僅責怪駕駛員、政府任何一方。改變開鎖行業現狀，幾乎是一個系統的治理工程。
先說現象：亂象叢生的開鎖業
開鎖培訓已成小偷的黃埔軍校？
在百度或谷歌上輸入相關關鍵詞，我們輕易就能發現，各地所抓獲的小偷里，有些就是從廣州、成都、浙江等地的培訓機構學到技術的。筆者再通過檢索，發現成都開鎖培訓機構的信息非常多，且招生簡章里基本上未注明資質審核等事項，更不用說執行了。有些機構甚至能提供培訓打開銀行ATM機的業務。今年初，金牛區公安局就披露了一起小偷聯合開鎖匠入室盜竊的案例，據嫌疑人交代，他們利用技術開鎖一共作案八起，這樣的案例在新聞里非常多，讀者可點擊此自行搜索。哈爾濱公安局透露的數字表明，在該市入室盜竊案中，有三成都是利用“技術開鎖”進入的。而成都市的數字，有關部門并未披露。
正規機構也不規范
在媒體對成都鎖王劉至祥的報道中，筆者也發現了這么一個有趣的細節。劉至祥先生在采訪中一直強調“歪培訓機構給小偷開了方便之門”，導致到他的正規機構學習開鎖的人越來越少，并對此進行譴責，但文中劉先生也不小心透露，他也曾遇到過小偷來學開鎖技術的情況，“有一個男的來學開鎖，學了3天后，把停在樓下的一輛電瓶車偷走了。”既然是正規機構，但為何也難以杜絕這樣的現象呢？筆者無疑質疑劉先生的勇氣和誠信，只是想以此說明：整治開鎖業，光靠打擊一些“黑培訓”是不夠的。
政府其實一直在打擊
誰都能輕易想到，治理開鎖業亂象，要加大政府監管。為此，政府也進行了一些行動。
2008年，成都市工商局發布了《關于開展清理整治開鎖經營行業經營行為專項行動的通知》，在全市范圍內清理整治開鎖行業經營行為的專項行動。當時的整頓對象，主要是針對開鎖工具，以及非法開鎖公司。據媒體報道，當時各種各樣神奇的開鎖工具，在荷花池等地就能輕易買到，你開一家五金或小家電維修鋪子，甚至還有人主動送貨上門。這種現狀到了今年得到了好轉，比如你通過小區物管或12580、114所聯系的開鎖公司，一般就是在公安局備過案的，但是，這里的備案只是備案，并不等于審核監管。
再說原因：行業混亂，人人有責
法規模糊：成都僅一家企業不是“黑戶”
開鎖行業在法律基本上處于盲區，也不是公安部所認定的特種行業（印刷業都是，開鎖業卻不是）。是應該特許經營、還是政府包攬、還是完全市場競爭，各地做法不一。實際上，在開鎖市場上，這三種情況都有。
筆者通過成都市工商局企業信息資料庫查詢發現：經營范圍中明確注明了開鎖一項的，僅有一家企業。據筆者了解，通過成都114等權威公眾信息查詢平臺能查到的企業，也就是這一家。但顯然，成都從事開鎖業務的企業還有很多很多。筆者進一步查詢發現，成都有些開鎖公司的工商登記資料注明的是“鎖具維修”、“修鎖”等相對模糊的字眼，其中不乏一些市民認可度較高的企業。筆者十分困惑：那些經營范圍為“修鎖”、“鎖具維修”的企業，是否有權從事開鎖這項業務，開鎖和修鎖是不是一回事？針對二者的管理有何不同，我們希望有關部門給出一個權威的解釋。
行業自治：有心無力
有很多人認為，只要有了政府的嚴格監管，就能杜絕開鎖業亂象，徹底取締“歪攤攤”，但這種想法是一廂情愿的。道理很簡單，政府再神通，也沒法監控到流動性極強的小攤小販。國外對此的常見做法是通過行業協會進行自律，正規開鎖商家的利益，但可惜的是，我國這方面的立法、社會機制還遠遠落后。
據媒體報道：廣州市個別有信譽的鎖匠早就開始主動謀求規范管理。被譽為“鎖王”的廣州市利好鎖具服務有限公司經理王永強就曾多次與當地民政等部門聯系，希望能納入其管理，并能成立行業協會，可是遺憾的是，連連碰壁。
不過從去年開始，江蘇等地已經開始對此進行改革，但并未普及開來。
市民缺乏安全意識：劣幣驅逐良幣
即使政府有了一系列制度，行業有了自發的監管，但只要市民不主動查核開鎖人員信息，就會給犯罪者可趁之機，一切制度就等于擺設。
筆者調查發現，成都不少開鎖公司的服務態度和速度是值得稱許的，但唯一缺乏的是安全保障，更重要的是消費者也很少有這方面的意識。其一，公司開鎖人員很少主動出示自己的從業資格證明，而消費者也并未主動要求查看。第二，開鎖人員也懶得告訴任何安全保障方面的事宜，更不用提簽訂合同或協議書。多數消費者圖方便也就懶得過問了，大不了事后換把鎖。
除此之外，公眾對于“歪攤攤”的需求也是很實在的，按正規公司的要求，消費者必須提供房屋產權證等一系列證明物件，但有些住戶出于隱私考慮，或證件遺失，因此寧愿選擇“歪攤攤”，方便又實惠。這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
解決之道：政府包攬開鎖業務不靠譜
上文引申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成都經營范圍注冊為開鎖的僅一家企業。是政府考慮到安全問題，設置了行業準入問題嗎？如果這樣，為何政府不能直接包攬開鎖業務，并免費向市民提供。實際上，很多網友就是這樣建議的。
成都也有官方的開鎖服務，就是打119。但119的服務除了免費外別無任何優點，首先，它只能翻墻，這就勢必嚇著鄰居。其次，119要根據當時警力配置來安排時間。有時甚至需要你等上一整天，因為119的服務不是按你的需求提供的，而是按它自己的資源配置提供的，這就相當于計劃經濟的國營食堂里，你要吃碗陽春面，但服務員卻告訴你國家的面粉指標用完了。國內有些城市設立了開鎖與110的聯動機制，有開鎖需求業務先打110，由警方來安排合法注冊的開鎖公司，價格也是市場化的，但這里面又存在權力尋租的問題：你怎么能避免110值班領導安排親戚的企業。
總之，由政府來提供開鎖業務是不靠譜的，成都在08年也提出了要將所有民間開鎖收歸并統一管理，幸好沒有實施。不過，這并不等于政府沒有監管職責，問題的關鍵在于：政府應該在監管做到哪一步？既不傷害服務質量和市場公平，又能保障安全，這就十分考驗政府的水準了。
結語：
簡而言之，開鎖業的問題在于，它并非通過完全市場化競爭，抑或完全收歸政府就能徹底解決。它需要政府進行恰當的、不過界的監管，也需要有行業充分的自律，還需要市民自覺、自發的安全意識。三者缺一不可。說到底，我們城市中的多數問題，也是這個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