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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的發展，歷史的變遷，讓天龍鎖廠等老舊廠礦成為甘河子人永遠的記憶，而一把小小的“天龍”鎖，依然緊拴著那個年代新疆人與地產鎖的深厚感情。循著新疆第一把鎖誕生之后的印跡，我看到了一扇被剛剛鎖上的歲月之門徐徐敞開。
本報記者石速
我們當下的每一分鐘時光，都能與歷史上的某個瞬間吻合；我們眼前的每一件尋常物品，都能訴說出一段精彩史話。10月21日，在阜康市甘河子鎮工業展館，當我與一把把昔日熟悉的掛鎖“四目相對”時，我的第一感覺是：這些恪盡職守鎖鑰門戶的器具，一旦走進歷史的櫥窗，會“開口”講出很多趣事。
甘河子鎮在20世紀60年代的輝煌，代表著新疆在那個時代的工業成就。當時，博格達峰北麓的這個小鎮，不僅能煉造鋼鐵，還興起與鋼鐵相關的上游下游產業，鎖具便是一段漫長而壯觀的產業鏈中，一種貼近千家萬戶的產品。天龍鎖廠，與天龍鋼鐵廠、天龍水泥廠、天龍發電廠并稱為甘河子的“四條龍”，在新疆工業剛剛起步之時，“四條龍”奠定了甘河子作為新疆工業基地的地位。甘河子在計劃經濟年代一度有“小上海”的美譽，少不了鎖子的分量。
隨著時代的發展，歷史的變遷，讓天龍鎖廠等老舊廠礦成為甘河子人永遠的記憶，而一把小小的“天龍”鎖，依然緊拴著那個年代新疆人與地產鎖的深厚感情。循著新疆第一把鎖誕生之后的印跡，我看到了一扇被剛剛鎖上的歲月之門徐徐敞開。一把鎖，設有幾多難關
甘河子鎮工業展館如同一部老舊的電影，每一個展位濃縮了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每一樣展品閃耀著攻堅克難的光澤。制鎖，離不開鋼鐵，因此，鎖子陳列在長廊般展館的中間部位。
“1964年，天龍鎖廠生產近1.5萬打鎖，填補了自治區現代五金生產的空白。當年，在廣州舉辦的一次展覽會上，全國40多家制鎖企業參展，天龍鎖廠生產的"天龍"牌掛鎖名列首位。從那以后，天龍鎖廠生產的不同規格掛鎖基本滿足了新疆市場的需求。1970年國家援助友好鄰邦巴基斯坦，天龍鎖廠供應了一萬打鎖。”甘河子鎮工業展館館長時建國介紹。
看似普通的鎖子，在新疆居然曾經批量生產！那么，一打鎖是多少把鎖呢？記者撥通了遠在南京安度晚年的郁綺芬老人的電話，這位早年在天龍鎖廠當過技術員、質檢員的老知青說，天龍鎖廠生產的鎖具種類很多，其中以掛鎖為主。按照尺寸規格分類，有25、30、35、40、50、60等，這些數字都是掛鎖的寬度，以毫米為單位，鎖子大小不同，同一個盒子或箱子內裝鎖的數量也不同。通常說，一打鎖就是一盒鎖或一包鎖。
1958年，上海知青郁綺芬懷著一腔熱血來新疆支邊，她放棄分配到自治區廳局機關的工作，毅然走進“新疆工業搖籃”甘河子。像是冥冥之中有所安排，她到甘河子就是來與鎖子結緣的。
“制作一把鎖子可不簡單，原料主要為面包鋼和銅棒，需要經過近120道工序，才能把它們變成鎖。”郁綺芬說。
撇開一長串工序不說，先說煉鋼。郁綺芬剛到甘河子是天龍鋼鐵廠的煉鋼工人，當時，自治區黨委按照北戴河會議提出的“以鋼為綱，全面躍進”的方針，突破重重困難，硬是把山里的礦石采集出來并煉成鋼水、鋼錠。郁綺芬的人生理想與堅硬的鋼鐵融為一體，煉鋼爐跟前的她，工作上可是巾幗不讓須眉，被工友們詼諧地稱為“男娃”。
時建國解釋，“男娃”，就是現在所說的“女漢子”。煉鋼爐前有8名這樣的“女漢子”，她們被稱為“爐前八姐妹”。
“從1962年開始，受國家調整鋼鐵產業政策影響，甘河子鋼鐵冶煉開始下馬，我從鋼鐵廠鋼鑄車間調到五金廠，開始做鎖子。”郁綺芬回憶。也就是從這時起，她這個知青技術員面臨著一個個新的難關。
組織上派郁綺芬等技術員到無錫、蘇州等地學習。學習者當中，“爐前八姐妹”有三名（另外兩名已于幾年前去世）。
近120道工序，頭幾道是把面包鋼反復進行熱處理和拔床，形成又光又平的鎖身模板，后面的工序越來越復雜，鍛造、壓鑄、焊接、開槽、拋光、打眼……鎖芯內用幾號彈子、多長銅絲，誤差半毫米都不行。這還不包括鎖芯用生銅還是熟銅、編碼用復數還是單數、一些加工設備購買不到等問題。
至于第一把鎖更改了多少次設計方案，調換了多少次內部結構才得以誕生，郁綺芬已經記不得了。她只記得，她所在的五金廠具備生產鎖具的技術后，廠里的兩個車間合并，于1963年組建天龍鎖廠。
郁綺芬說，新疆的制鎖行業之所以從無到有，再到創出品牌，離不開一幫善于攻堅克難的干將。除了知青，還有內地來的技術工人以及從中印邊境復轉的軍人，這些人不但在天龍鋼鐵廠生產過毛主席像章，把毛主席語錄中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也牢記心間。
英雄輩出必然成就輝煌，天龍鎖廠被納入自治區二輕局垂管。自治區二輕局在新疆建工集團五建一帶選址，打算將其遷入烏魯木齊發展，但由于各種原因未能實現。一把鎖，載有幾多深情
時建國眼里的鋼鐵不是冰冷的，鎖具不是生硬的。他在甘河子鎮工業展館里每講解一次，都能打動一批人，參觀者評價：他是帶著感情講的。
“天龍鎖廠最輝煌時，年產鎖子200多萬把。當時，新疆每4把鎖中，有3把是"天龍"牌。直到現在，老一輩新疆人提到"天龍"鎖，仍感到親切。”時建國說。他的話沒錯，記者在烏魯木齊有位好友叫張君，小時候在甘河子長大，她搬了幾次家，很多陳舊過時的物件都扔掉了，唯獨早已不用的掛鎖還舍不得扔。
甘河子老工業基地在20世紀90年代走向衰落后，本來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的老職工，有不少回到了原籍生活，也有不少跟隨在烏魯木齊市或昌吉市工作的子女生活。這些年，阜康市舊城改造，甘河子的老廠房、老平房不見了蹤影，平房當然不能走到哪兒帶到哪兒，鎖子卻可以。
“帶走的其實是我們對那個時代的感情。”郁綺芬的女兒談衛紅對記者說。在天龍鎖廠，談衛紅是地地道道的“鎖二代”，她父親在電動車間工作，母親則擔任過技術部總監、質檢部主任。20世紀70年代，小鎮上和企業里都沒有幼兒園，年幼的她只能被父母帶到鎖廠“上班”。長大后，她也成了鎖廠的一名職工。
談衛紅提到鎖廠里的每一道工序、每一臺機器，都充滿感情。小時候，她看母親檢驗鎖具零件，拿精密的尺子量了又量，稍有誤差便勒令退回去重做。還有成品鎖，鑰匙放進去如果打開稍不順暢，也會毫不客氣地退回。“這是得罪人的活兒，檢驗不合格意味著不給參與的工人記工分，但我母親嚴格按照國家標準檢驗，一絲不茍。”談衛紅說。
那個用勞動換取工分的年代，沒有人搞特殊化。郁綺芬不停地檢驗，一天要檢驗上千把鎖子才能算一個工，這樣下來每月可以拿107元工資。那時候，沒有“工匠精神”這個詞，但鎖廠里有一批人是在以“工匠精神”在制鎖，工藝上精益求精，設備上自己改造。
談衛紅當過一段時間的銷售員，計劃經濟年代，銷售不用上門推銷，再加上新疆只有這一家鎖廠，質量又沒得說，她只需要定期到烏魯木齊市百貨站、兵團勞保站補貨就行。20世紀80年代，烏魯木齊及周邊城市還很小，北疆有很多地方的牧民仍過著“夜不閉戶”的生活，一年的銷售額在十來萬元。而在人口相對密集的南疆城鄉，人們在家門、庫房、羊圈上都習慣上把鎖，一年銷售額達上百萬元。
“跑南疆片區的銷售員依明江，每次用老解放卡車拉一車鎖子出門，回來時帶的是十幾萬元現金。”談衛紅提到這些仍然羨慕。
精湛的生產技術、火熱的生產場面，沒有讓天龍鎖成為“常青樹”。進入90年代，尤其是新疆國際商貿城建成之后，內地大批鎖具登陸新疆，此時，同樣規格的一把掛鎖，“天龍”鎖每把賣3元錢才不虧本，內地鎖賣1.5元一把。
天龍鎖廠在1998年破產時，200多名職工的心在痛。談衛紅怎么也想不通，她對6年前已經退休的母親說，“天龍”鎖之所以成本高，是因為一直用最嚴格的標準、最精細的工藝來制作，而遠道而來和“天龍”鎖競爭的這些鎖，鎖體內偷工減料，質量趕不上“天龍”鎖。
然而，市場競爭是殘酷的，廣大消費者更傾向于不影響使用、價格便宜、花樣繁多的內地鎖。天龍鎖廠的一部分職工，帶著設備和庫存零件搬到昌吉市繼續制鎖，但又趕上掛鎖不可遏制地退出歷史舞臺，生產防盜鎖需要從內地進購鎖芯，后來，他們中堅守下來的人，已開始改做防盜門了。
沒有了天龍鎖廠，談衛紅和父母回到了父親的老家南京，她轉行做汽車配件生意，父母則在街頭擺攤修鎖配鑰匙。2000年，談衛紅的父親去世，母親獨自每天出攤，不為賺錢，只為一份堅守。
2004年的一天，73歲的郁綺芬像往常一樣出攤。一位老漢遞過來一把貼有“天龍”商標的鎖子，讓她配鑰匙。郁綺芬一怔：“這不是我們廠里出的鎖子嗎？”兩位老人聊了起來，原來，這位老漢是新疆石油管理局的退休干部，在新疆生活時，家里當然少不了一把“天龍”鎖，這把鎖他一直沒有扔，里面“鎖”著他對新疆的萬千記憶。“我們這些分散在內地的甘河子人，有很多曾是天龍鎖廠職工，大家每隔一段時間就在一起聚聚，11月5日要在蘇州相聚。鎖廠不在了，但制鎖情還在，新疆情還在。”談衛紅說。
去年，她帶母親回到現代化工業新城甘河子，已經看不到那熟悉的鎖廠廠房。
阜康市甘河子鎮工業展館陳列的“天龍”牌鎖具。
圖片均為時建國提供
